长风破浪会有时——小议产生传世之作的多重因素

　　一、时代呼唤杰作

　　2001年12月，中国文艺界的盛会——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北京隆重召开。江泽民总书记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高屋建瓴，从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高度，充分阐释了文艺工作的地位、性质和作用，指出“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在讲话里，江总书记深情地呼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需要伟大文艺作品的时代，也是能够产生伟大文艺作品的时代。”针对江总书记的讲话，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也强调，文艺工作者也要与时俱进，“进一步繁荣文艺，把更多的优秀作品奉献给人民”。

　　是的，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创新的时代，世纪之交，中国的政治经济成就举世瞩目，我们的国际地位和国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国政府不仅成功地收回了香港、澳门，这一举措的深刻影响，不下于1588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对英国人民（包括伟大的莎士比亚）的心灵鼓舞；中华民族在经济上的成就更是咄咄逼人，持续、稳定、节节上升的经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最有前途的地区之一。就在刚刚过去的2001年，中国成功地申请到了2008年北京的奥运会主办权，并正式加入了WTO。多年的愿望一朝实现，全世界的华人都为之欢欣鼓舞。中华民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苦难和抗争，今天，她终于昂首挺胸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中华民族的奋飞和复兴不再是一个遥远飘渺的梦。

毋庸置疑，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创作出优秀的、富于时代精神的、真正为人民所需要的伟大的文艺作品，是时代赋予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才是伟大的作品呢？伟大的作品又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这，就是本文所意欲探讨的问题。

二、文本因素：可遇不可求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但艺术品有高低优劣之分，客观地说，真正伟大的作品并不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在每个时代都可能产生的，只有那些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传世之作才是真正伟大的作品。

　　我个人始终以为，观念意识上的艺术生命力具有不确定性，是一个此时此地无法说清的问题，无法刻意追求。无论我们给一件艺术品的生命力规定多少内涵，说它反映了特定的时代精神也好，揭示了人性的深度也好，具有独创性也好，反映了“普遍的旨趣”也好，或者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也好，等等等等，它究竟有没有生命力，最终还得靠时间来检验、证实，任何当下的评说都不具备当然性。道理很简单，生命力就是生命力，没有时间的延续性，就无所谓生命力。

　　从这个角度而言，理论性地探讨什么样的作品才有艺术的生命力和创作上追求艺术的生命力一样毫无意义。这话听起来颇让人泄气，似乎跟时代的节奏极不合拍。但豪情归豪情，愿望归愿望。冷静而清醒地看待这个问题，比千百遍地说大话、喊口号更有用。我以为，这是我们探讨产生传世之作诸多因素的一个基本前提。

尽管如此，艺术的生命力却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我们不只一次地在古今中外无数经典名作中感受过它的魔力，并为之陶醉，为之倾倒。虽然我们无法刻意追求这种魔力，我们却可以从这些经典名作赖以产生的基本条件来探讨古今中外产生传世之作的基本因素，以此来衡量、推动我们的艺术创作，有利无害。
　
　这样，除开产生传世之作的文本因素，再剔除细枝末节，从大的角度来考虑，我们可以把产生杰作的因素归为两大类：时代与个人。时代创造伟人，伟人书写时代；要产生传世之作，二者不可或缺。

三、时代因素：强力催化剂

　　时代催生艺术的催化剂。一般说来，什么样的时代产生什么样的作品，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平庸的时代产生平庸的作品，革命的时代产生革命的作品，消闲的时代产生消闲的作品。国家和民族的情形亦然。

　　拿西方来说，正是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度的繁盛，造就了人本精神高扬的古希腊戏剧的辉煌；而中世纪教会对官方文化的独裁，酿就了欧洲一千年主流文化的苍白；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世俗文化的欣欣向荣，造就了一大批巨人巨作；十八、十九世纪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造就了歌德、拜伦、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不朽；而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又涌现了多少名篇巨著！

　　以中国为例，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的政治形势和开明的社会文化风气，就没有先秦的诸子百家；没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乱世，就出不了曹操的霸气和阮籍、嵇康的狂浪；没有唐朝的由盛及衰，就没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的杰出诗篇；没有两千年漫长封建社会的终结--清初的回光返照和末世之音，就没有《红楼梦》；没有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的风起云涌，就没有鲁迅……　

　　此所谓一个朝代一个风气，虽不绝对，大致如此。这是就总的情形而言。具体地说，时代因素又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既包括世界性的大趋势，也包括一个国家、民族甚至某个地区的小环境，这种趋势和环境更是包含了人类社会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内容。一般说来，一个处于极端变动的时代，或者变革发展繁荣昌盛，或者社会动荡极端萧条，最容易产生划时代的作品。历史地看，一个极度黑暗压抑的时代，和一个非常开明自由的时代一样产生了许多传世之作。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不仅社会本身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文学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人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世界也经受着巨大的考验，人性的巨变直接影响和刺激着艺术家的创作。

　歌德曾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和看法，是凡是现在才出生的人都不可能得到的。”

　　可以说，正是由于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风云巨变的时代活了将近一个世纪，歌德才写出了大量形式万千、风格各异的诗歌、戏剧和小说，才有了囊括西方资产阶级从中世纪末到浪漫主义时期五百年心路历程的大型诗剧《浮士德》。没有这些，歌德不可能被称为“德国的宙斯”， 也不可能成为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欧洲最杰出的文豪。

　　同样，莎士比亚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雄强的时代”。文艺复兴的强劲东风，吹拂着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的英国，除了斯宾塞的诗歌、培根的散文，蒸蒸日上的伊丽莎白时代最辉煌的成就便是戏剧。美国教授伯恩斯和拉尔夫这样写到：“自从希腊人时代以来，悲剧和喜剧从来没有像16世纪和17 世纪初期的英国那样达到辉煌的高峰。特别是1580年以后，戏剧界群星灿烂。他们的作品使过去两千年来的剧作家的作品黯然失色。”在马洛、博蒙特、弗莱彻、琼生中间，莎士比亚的出现顺理成章。正如歌德所说：“看莎士比亚就像看瑞士的群山。如果把瑞士的白峰移植到纽伦堡大草原中间，我们就会找不到语言来表达对它的高大所感到的惊奇。不过如果到白峰的伟大家乡去看它……，那么，白峰当然还是最高的，可是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

　　除了大的国际国内形势，产生杰作的时代背景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文化中心。这里所说的“文化”属广义的文化范畴，包括政治、经济、社会风尚、文学艺术等多种内容，文化中心既可以大到像古希腊的雅典和近现代的巴黎、伦敦那样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的集大成者，也可以是小到北平那样的政治中心、维也纳那样的艺术中心和上海那样的经济中心，甚至更小到12世纪产生了骑士抒情诗“破晓歌”的法国普罗望斯、18世纪孕育了青年歌德的德国斯特拉斯堡。我们还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例子。毋庸讳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传世之作都产生于这样或那样的文化中心。很难想象，假如莎士比亚没有从家乡小镇斯特拉福来到伦敦，他的作品还能“属于所有的世纪”，恐怕连一般的诗人都当不上！同样，没有到过伦敦的哈代，写不出《还乡》；没有到过巴黎的贝克特，成不了诺贝尔文学巨匠。以广东为例，没有到过延安的冼星海，写不出《黄河》。

　　文化中心之所以对产生杰作十分重要，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有一种别的地方所没有的特定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对身处其中的人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素质，强大人格的力量；其次，它是人才荟萃之地，人与人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刺激，容易激发人的才情，更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最后，它总是当时信息交流最发达的地方之一，人们在此既能广泛地汲取他人的养分，也容易迅速地传播自己的成果。

　　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比如19世纪英国的勃朗特两姐妹，除了到过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学法语和德语准备回家开办学校以外，一生都在偏僻的乡村度过，却写出了《简爱》、《呼啸山庄》。这样的例子往往让人吃惊，我们只能说，她们是勤奋的天才。

　　四、个人因素：花落谁家

　　倘若仅仅具备了特定的时代因素就能产生传世之作，那么一个伟大的时代就不会有平庸的作品了。事实上这十分荒谬。问题是这样，对作为创作环境的时代来说，虽然一个“好”的时代有可能留下些许传世之作，但花落谁家却无由定夺；而对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个人来说，碰上一个“好”的时代、身处一个文化中心，只不过是构成了他一生的重要经历，仅仅是一种机遇，他能否创作出传世之作，还取决于他个人的天赋和努力。

　　天赋曾经被我们认为过于“唯心”而倍受谴责，因为天赋是无法培养的，这对相信勤奋则可成材的痴迷执着者来说似乎太残忍了。但天赋就是天赋，它是与生俱来的，取决于种族遗传和集体无意识。如果说它可以创造，那么，其创造者必定是整个民族素质和家族长辈。艺术天赋尤其如此。一个有艺术天赋的人，必须具备敏锐的触觉、细腻的情感、独到的眼光和丰富的想象以及永远不为人情世故所玷污的童真。没有这些，一个缺少天赋而受过各种训练比如鉴赏力的培养和艺术技巧磨练的人，即便可以成为一个不错的作家，也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作家。这就是为什么伟大的评论家往往成不了伟大的作家的根本原因--评论家需要鉴赏力和技能的训练，作家更需要天赋，天才的作家甚至反对技能的训练--过多过实的技能训练会窒息艺术家的灵性，使鲜活的艺术生命体变成一具具精心处理过的木乃伊，僵化、死板，了无生气。

　　天赋是神秘而又难以言说的，许多人的天赋令人吃惊。莎士比亚，出身平民，只在家乡小镇上过相当于我们小学水平的文法学校，用他同时代另一位剧作家本·琼生的话来说，他只懂得“一点点拉丁语和更少的希腊语”，这在当时差不多就等于没有文化。但他那包罗万象的戏剧所显示出的对人类心灵的深刻洞察、对戏剧情景的巧妙驾御以及戏剧语言的无限丰富，在世人面前竖立起一座艺术的丰碑，难怪有些出身高贵教养好的上等人士极力否认那些如此高贵的作品出自莎士比亚之手，或者干脆拒绝承认莎士比亚的存在。再如，爱米莉·勃朗台，一个出身贫苦乡村牧师家庭、经历简单、只活了30岁就因病拒医而亡的年轻女孩儿，在其《呼啸山庄》里显示出的惊人才华，被称为“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这样的作家，我们只能称之为天才。

　　与创作天赋有关的还有我们经常说到的灵感。灵感本就神秘，和天才一样可遇而不可求，天才的灵感则更加神秘。俄国作家纳博科夫在其著名的《文学讲稿》中这样描述“天才的灵感”：“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你看）在突然的闪光中结合在一起；所以整个的时间之环都被感觉到了，这就是时间不再存在的另一种说法。让整个宇宙进入你的身体，以及你自己在包围你的宇宙中彻底分解，这是一种紧密联系的感觉。是包围本我的牢狱之墙突然崩溃而非我从外边冲进来救出了坐监人--他已经在露天里舞蹈了。”

　　这就是所谓的“得意忘形”了。艺术家一旦进入了这种“迷狂”状态，往往神不知鬼不觉地创造出惊人的成就。而这种天才的灵感，仅靠天赋是得不到的，他是创作者身心投入、日积月累而在某一点上突然激发的结果。歌德在谈到《少年维特之烦恼》时，就多次说到他当时长时间无法解脱的阴郁心情，由于报上的一条消息突然醒悟，产生了强烈的冲动，然后在短短的四个星期里一挥而就。他这样分析《维特》产生划时代影响的原因：“原来我生活过，恋爱过，苦痛过，关键就在这里。”

　　没有天赋的人自然成不了天才，有天赋却不努力追求的人也成不了天才。假设莎士比亚不勤奋，爱米莉·勃朗台不呕心沥血，他们的天赋也就无从表现。巴尔扎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他度过了创作初期最艰难的十年后，他在他那简陋的书房里安放了一尊拿破仑的小雕像，下面写着一句话：我要用笔来完成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他的勤奋尽人皆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靠浓咖啡提神，终于在20年里写出90多部小说，平均每年创作四、五部之多，世间罕有。没有勃勃的雄心和超人的勤奋，仅靠天赋，巴尔扎克决不可能用他的《人间喜剧》征服世界。

　　此外，超越了天赋和勤奋的，是创作者人格的力量。这种力量，是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和信心，是卓尔不群、遗世独立的非凡气慨，是乐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大胆追求。没有这种力量，但丁不可能在《神曲》中遍游地狱、炼狱和天堂，“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屈原不可能在《离骚》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卢梭不可能在《忏悔录》里向全世界宣告：“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曹雪芹也不可能在《红楼梦》里披肝沥胆，将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的“离合悲欢、兴衰际遇”，按迹寻踪，一一道来，成就一部中国古代罕有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旷世悲剧！没有这种力量，就没有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千古绝唱，就没有斯汤达在得不到世人承认时“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的孤独自豪……。

　　五、历史的重任

　　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时有一句振奋人心的话：“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今天，江总书记在谈到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时也说了一句同样振奋人心的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需要伟大文艺作品的时代，也是能够产生伟大文艺作品的时代。”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和几百年前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有着太多的相似，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仿佛突然从某种禁锢中解放出来，人们渴望打开每一扇窗户，尽情呼吸窗外的空气，精华糟粕照单收，以前单一的思维模式被多元甚至纷乱的思维方式所取代。对于文艺创作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足以产生伟人杰作的伟大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可以产生巨人的时代。

　　尽管我们无法肯定我们这个时代一定能产生传世之作，但我们可以做很多有益的事，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我们可以像古希腊伯利克里时代那样切实鼓励戏剧创作，认真培养戏剧观众，努力提高全民的艺术修养；也可以像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造就一大批举世闻名的文艺理论家，如同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所做的那样，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深切的人民性，在政治最黑暗的时期，激发出俄罗斯夜空文学艺术的灿烂群星。我们甚至也可以选拔一批不必是艺术人但却尊重艺术创作规律的文化管理者，只要他们给艺术家创作的自由，我们就信任他们；我们那些有艺术天赋的作家，也要拿出我们人格的力量，敢于直面现实，正视人生，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

　　还是那句话：时代创造伟人，伟人书写时代；要产生传世之作，二者不可或缺。现在，时代已经准备好了，等待着伟人来书写。在这种时刻，我们的艺术家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正如丁关根同志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委会上发表讲话时所说的：身逢伟大时代，每一个有才华有抱负的作家艺术家，都应有一种时不我待的历史责任感，都应有一种不惧艰辛劳苦、勇攀艺术高峰、创造传世佳作的雄心壮志，关注时代风云，把握历史机遇，走出书斋，深入生活，挖掘艺术创新的丰富矿藏，汲取诗情画意和艺术灵感，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经得住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

　　六、长风破浪会有时

　　中华文明，不止五千年的历史，造就了多少传世之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中华民族不缺英才，只要我们的民族以造就和拥有艺术天才为荣，我们就一定能催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以及属于所有时代的传世之作。

　　旧世纪已经结束，新世纪业已扬帆起航，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期待：“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 易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