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奋民族精神的号角——学习江总书记12.18讲话的体会

　　去年12月18日，江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讲话，回顾一百年中国人民精神解放的历史，提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设想，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指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从而在整个征程上，保持高尚的民族品格，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的任务，讲话共十一处，提到“民族精神”这个词，把民族精神提到战略的高度。江总书记的新提法，无不引起全国文艺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精神与物质相附相承，“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不发达，缺衣少食，国力不强，落后挨打，便谈不上民族精神。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以其船坚炮利，不仅一次次地闯入我们家园，更是一次次，打击我们的民族自尊。代表中国政府的官员，只能一次次地在屈辱的条约下签字。割地赔款，不仅割走了大量的财富，“华人与狗”更使我们沦入精神上的奴隶。

　　中华民族，历史上不乏自信。以儒、道为核心的文化精神，不仅容纳了外来的佛家，还容纳了匈奴，突厥吐蕃，融合了蒙、满、回、等民族。中华民族处于劣势时，没有垮，是因为其精神内核，几千年内形成了自己的礼仪、风俗、行为准则，自己的文学、历史、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独特的艺术，它能与时俱进，吸纳其它民族优秀、先进的文化。屡屡使中华民族，后来居上，反败为胜。

　　对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上，中华民族更偏重于精神方面：形与神，以神为主，“士可杀，不可辱”，“岁寒三友”，“精忠报国”，“文死谏、武死战”，这些代代相传的口语，还有那杨家将、岳家军、海瑞、包公深入民心艺术形象，构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大厦。为什么蒙古铁蹄，满州八旗，可以横扫中原，而最终为中华所融合？那是因为中华文化是高品格的，先进的，其中汉唐时期，更体现了博大的民族精神，这固然与汉唐时期，国力强盛有关，却不能不归之于中华民族一贯对精神品格的推崇。比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为施仁政而奔走列国的孔子，主张“披葛怀玉”的老子，遭酷刑而写史记的司马迁，被放逐而著离骚的屈原，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的文天祥等等。为民族子孙代代敬崇，而相反，追逐名利，物质享受，从未能成为民族精神的主流，靠出卖国家、民族而图利者，如秦桧、汪精卫之流，更被指为“汉奸”、“假洋鬼子”，因此才有三元里、义和团，才有十九路军，才有平型关、台儿庄。

　　我们民族之重精神，轻物质，甚至达到过分的程度，魏晋时期就是这样，并对后世留下深刻的映响，由于推崇“天人合一”，“谈泊明志”，“知足常乐”的精神境界，对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未能予足够的重视，乃至近二百年，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共和国成立以来，也一度夸大精神的作用。而今日之中国，不同二百年前，也不同于二十年前。开放改革后，综合国力大大提高，物质生产大大丰富，人民脱贫，奔小康，部份人富起来，物质充裕，已今非昔比。近年来，申奥、入世、足球出线，好事连连，人心大振。而外面世界灾难不断，金融危机不断，我们民族风景独好的形势下，文艺工作者更应认清，“振奋民族精神”这一长远战略任务的深远意义。

　　要在本世纪中叶，振兴中华，富国强兵，真正“站起来”，立足世界强国之林，对于文艺界、首要的，是以文艺作品振奋民族精神。

　　文艺工作者，他的“精神”，主要的是体现在作品上。作品是内心世界的反映。红楼梦，作者的精神价值，主要在贾宝玉、林黛玉等形象，对物质世界、世俗价值的唾弃，对真善境界的追求。使我们受到精神上的感染，从中领略了作者的精神品格。试想作者若是溜须拍马，追名逐利之徒，又如何能写出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来？曹雪芹若不是在此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以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为伴，披阅增删，十年的艰苦，而是出则宴席歌厅、入则红包利士，跑步攻关，擦鞋买官，这样的俗人，能写出高尚品位的作品来么？

　　我们民族的艺术，很早就提倡人品与作品的一致。认为其人既高，其作品不得不高。把修身放在第一位，把高洁行为的人称之为“高人”，与名臣名将相列。在今天，文艺家的生活，待遇已有了很大的改善，本来，是静心著作的好时机，但时逢盛世，腐败的诱惑也在增多，艺术家要保持其精神上的品格，实实在在地面临着挑战。

　　江总书记的话，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号角。抓住了要领，提出了任务，明确了方向。也许我们还未能深入地领会，也许我们还未能掂估这讲话中，十几次提及民族精神的分量，也许我们还未有足够的准备……那号角，已经响了。民族复兴的光荣史命，不能不令我们为之振作，作为一东方之子，华夏子孙，应该对祖先有所交待。

　　　　　　　　　　　　　　　　　　　　　　　　　　广州画院院长 张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