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羊衔谷与广州人文精神

　　广州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座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广州继承了岭南文化的传统，又不断吸收中原和海外的优秀文化，成为中西文化融合之地。广州最早接受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屡开风气之先。因此，广州文化不仅表现出很强的地方性，又有兼容性和开放性，是岭南文化的代表，这也就决定了广州在现代化大都市建设中一方面要注意不断提高其国际化城市的地位，又要注意加强岭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在创新的同时又要继承岭南文化的优秀传统，进一步增强广州文化的幅射力和影响力。只有这样，广州这座文化名城才会有独特的魅力和永久的生命。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广州，有羊城的称谓，这里有一个家喻户晓美丽的神话，即流传甚广的“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传说。

　　大约在周朝时，广州连年灾荒，田野荒芜，农业失收，人民不得温饱。一天，南海的天空忽然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并出现五朵彩色祥云，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不同毛色口衔稻穗的仙羊，降临广州。仙人把优良的稻穗赠给了广州人，并祝愿这一地区永无饥荒，祝罢仙人腾空飞逝，五只仙羊化为石羊留在广州山坡。从此，承仙之愿，稻穗飘香，年年丰收，广州便成为岭南最富庶的地方。这就是广州有“五羊城”、“穗城”、“羊城”名称的由来。关于五仙降临的年代，有各种各类的说法。有人说发生于周夷王八年（即公元前887年），有人说五仙降临是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候，是为战国时期。还有一说是，晋朝吴修为广州刺史，有五仙骑五羊背着五谷来到广州州治的厅堂上，吴修于是在厅堂上绘五仙人像以为祥瑞和纪念。据说今广州惠福西路的五仙观就是五仙降临之地，广州人在此为纪念五仙人专门修建了五仙观，在大殿内还有五仙和五羊的塑像。在今五仙观东侧，还有一块巨大的红砂岩似脚印状的凹石，被称为“仙人拇迹”（拇迹指脚印）。

　　在广州越秀山木壳岗上，有建于1959年的五羊石雕像。这是著名雕塑家尹积昌等根据五羊的传说创作的。雕像连基座高11米，共用130余块花岗石雕刻而成。体积约53立方米，仅主羊头部一块石料，就重达4 千余斤。五羊大小不一，主羊头部高高竖起，口中衔穗，回哞微笑，探视人间，余四只羊，环绕其身，或耍戏，或吃草，还有羊羔在吸吮母羊的乳汁。五羊姿态各异，造型优美，栩栩如生，情趣横溢，令人流连忘返，浮想联翩。据说当年雕像竣工时，曾有一些议论，有人提出既是五仙人骑的羊，怎会还有在吸奶的乳羊呢？其实仙人五羊都是美丽的神话，既是仙羊，无论大小，自有仙风仙骨。雕塑家发挥其超群的想象力，匠心独具。由历史传说而创作出来的五羊石雕经过40多年的历史检验，被誉为广州的城徽，为历史文化名城增色不少。1999年7月，五羊石雕被广州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细考羊城的得名，我们发现确实很有趣，它起源于五羊降临的神话，但传说中的仙人为什么骑羊而不骑马、鹿等等呢？五朵彩云、五位仙人、五色仙羊为什么是“五”而不是“四”或“六”呢？为什么羊口衔的是“谷”而不是“草”不是“花”？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究竟记载着上古先人的什么信息？

　　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人类告别了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的社会。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离不开物质基础，在我国原始社会首先是畜牧业发展。从渔猎时代的野生动物作为食物的主要来源，到懂得收养猎物有了原始的累积，就慢慢进入畜牧时代。“畜”就是从食物积“蓄”开始的，五畜成为养生食物的主食，其中以羊为主。据古代文献记载，中国的养羊历史很长，传说伏羲时起，即教民饲养家畜。当时，人们的狩猎工具已有新的发展，发明了网，可以用网来捕获活的野羊。为了储备过冬和防止自然灾害，将捕来的活野羊等野生动物圈养起来就成为十分自然而然的事。饲养家畜也是早期人类从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的农牧业生活开端。古文字学家认为，“伏”字即是降伏的意思。“伏羲”含有将野生动物降服成为温顺家畜以供享用和供牺牲之意，“羲”字本身又含有羊，即将野羊降伏为家羊的意思。而羊性温驯，是最早被人类牧养的家畜之一。

　　中国第一个朝代——夏，已经有了养羊的记载。《楚辞?天问》中云，夏启在征服了有扈氏以后，把俘虏罚作“牧竖”，强迫他们“牧夫牛羊”，即成为牧畜的奴隶，这段史料讲明，夏朝已出现饲养牛羊的奴隶了。

　　到了商代，中国的农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水平，畜牧在商代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牛、羊、猪、犬、鸡”这个六畜概念已形成。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祭祀用羊，数量较多，奴隶主贵族祭祖，十分铺张浪费。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周代的养羊业到了比较发达的水平。产生于周代的《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集，在三百零五篇中提到羊的就有十多篇。《无羊》篇反映周宣王时期的养羊业相当兴盛。春秋战国时期，对羊的繁殖和经济价值更为重视了，如《礼记》记载：“大夫无故不杀羊”，“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郑玄注曰：“古来杀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做犬羊，是不无故杀之”。可见，羊在当时已是一种财富，多是在祭祀，庆典中用羊，平时就不随意将羊宰杀，以利于羊群的繁殖壮大。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高峰。人民积极开垦荒地，耕田植桑，围栏放牧，农业生产比以前有更大发展。当时的养羊业发展很快，出现了许多养羊、屠羊、卖羊肉为职业的人士。

　　因此，在中国古代“羊”是非常重要的，和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食”和“羊”就构成“餋”；“膳”（古为善）是口中有羊，“月”表明当时是以羊肉为主食，“用膳”就是用羊肉来喂饱肚子。由此可见“羊”是与上古先人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食物。从食鱼到吃羊，是中华饮食文明进步的物质表现。

　　同时，羊是游牧文化的表征，在经历过畜牧业为主的生活后，我们的祖先又确立了以五谷为饮食养生的物质基础，我国经历农业的开创与发展而成为农业大国，五谷就是农业文化的象征，“谷”也是“禾”和“穗”。

　　炎黄文化是羌（游牧）文化与农业融合之“和”，五仙人带来了“羊”和“谷”，意蕴将中原饮食、文化的根本和精华带来广州。广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秦汉时期就开始与海外进行贸易和文化的交流，蔚蓝色的海洋使广州的发展空间得到无限延伸。广州文化是土著的南越文化、中原文化和西方（海洋）文化融合之“和”。“五羊”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阴阳五行学说之“五”与“阳”融合之和；广州之“鲜”又是北方的羊与南方的鱼融合之和。

　　另外，羊是中国传统的吉祥之物，能给人带来幸运，也有人认为羊是广州古越族人的图腾崇拜物。羊字古和祥通，中国古代的铜器的铭文中“吉祥”多作“吉羊”。汉元嘉刀铭有“宜侯王，大吉羊。”羊又是美好的象征、瑞祥之物，自古以来就是六蓄之一。有人认为，汉字的“美”拆开来就是“羊大”，即羊肥大的就是美；汉字的“鲜”，拆开来就是“鱼和羊”，而美好的白玉，则用洁白莹润的羊膏来比喻，美其名曰羊脂白玉。羊性格温驯又富有博爱的精神，自古以来，羊与人类就和睦相处，为人类作出了无私的贡献。它对人从不要求什么，吃的是草，奉献给人的却是羊奶、羊毛、羊肉和羊皮，连羊粪也是很好的肥料。在羊的身上，有一种奉献的精神和牺牲的精神。因此，羊是广州先民十分喜爱而又十分熟悉的动物。从出土文物看，广州汉代是很重视畜牧业的，在广州汉墓中，发现了不少猪、羊、牛、鸡、鸭、鹅等陶塑，造型生动逼真，形象地反映了汉代广州六畜兴旺的情景。在广州出土的汉代陶屋中，不少有羊圈栏的设置。麻鹰岗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砖墓，出土一间三合式陶屋，后侧廊屋就有一个羊圈，一俑正赶着三只羊沿屋侧斜梯进入羊圈。其它汉墓出土的陶屋也有一侧设羊圈，几只陶羊自己爬上阶梯，鱼贯式进入圈栏。这就说明汉代广州，人们喜欢养羊，羊肉是当时人们喜爱的肉食，当时广州地区养羊成风。

　　由于有了五羊衔谷这个美丽的传说，我们这座古老的城市便有了“羊城”、“穗城”、“仙城”等称谓，后来又有了“广州”和“花城”的名称。这五个名字是广州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城市历史长河中融汇和积淀的产物。广州濒临南海，有人认为，羊城的“羊”，加上三点水，就是“洋”，即三羊。所以广州文化有很深的海洋文化的背景，广州市因此又是长盛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而广州的土著是越族，越族文化长期和汉文化以及海洋文化交融在一起，三种文化融在一起，三羊开泰，形成了广州古代文化的特色，即兼容开放的人文意识，富有进取的商业意识和讲求实效的务实意识。

　　（一）兼容开放的人文意识

　　广州和中原地区虽然有五岭相阻隔，为百越之地。但广州文化在形成过程中，也吸收了不少中原文化、海洋文化的因素，广州城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对汉文化、海洋文化实行兼收并蓄的过程。

　　由于古代广州位处中国的边陲岭南，经济和文化发展比中原地要慢了一拍。但从广州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中出土文物来看，还是受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如广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不少拍印有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纹饰，被考古学家命名为“几何印纹陶”，而这些几何印纹很显然是模仿了楚地和中原的青铜器上的纹饰。在广州暹岗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出土5件青铜器，分别是戈、短剑、刀和卷角形铜饰。据研究，这是广州当地在春秋战国时期所铸的青铜器，其器型和纹饰都明显受到长沙地区的影响。

　　秦统一岭南，在岭南建立南海、桂林、象三郡，在此推行郡县制，广州是南海郡的郡治。南越文化在这个时期全面深入地与汉文化相融合，汉代的文化制度也在广州得到迅速推广。而广州从南越国时期开始，就已经和海外有所交往和联系，越人善舟，从秦汉时期开始就开辟了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航线，隋唐以后更成为著名的东方大港。清朝“五口通商”前，广州又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广州著名的“十三行”曾是中国外贸的代名词。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着联结亚欧非的纽带作用。一直到今天，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还在广州举行，是长盛不衰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又是我国最早开放的城市，广州文化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很大。

　　（二）富有进取的商业意识

　　《汉书?地理志》记载，番禺“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此记载证明，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汉代，广州已是南中国海内外商品的集散地，中原人到此贸易多成了富翁。而《盐铁论》记载，北方商人把四川等地货物运到南海交换珠玑，犀、象等珍物。汉武帝平南越除边关后，大量岭南佳果北上，北方竟出现“民间厌橘抽”之事，可见广州当时的商业繁盛。

　　由于广州濒临南海，长期和海外交往，持久和迅速发展的 商业使广州人逐渐淡化了中国传统的“贵义贱利”的观念，重商趋利的商品意识在广州人中是最强烈的。广州的商品意识，不仅表现在一般市民经商谋利，就是历代官吏，读书人也不以经商为耻，加入经商行列。广州人不仅乐于在本土经商，足迹还踏遍全国，甚至甘冒风险到海外谋利。唐代时，广州已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贸易大港，国内许多商品如丝绸、陶瓷、铁器、铜钱、金银、纸笔等都以广州输往外番诸国，而外国输入：州的商品有珠宝、香药、象牙等。最为有趣的是，唐玄宗时，为四海之神封王，给广州的南海神封号是“广利王”，“广利”二字，就是广招天下贸易之利的意思。所以广州人的商品意识是很早就形成的。

　　到了明清时期，岭南已成为全国发达地区，明代广州成为全国33个商业中心城市之一，到了清代，广州的官吏，仕子经商已十分普遍，达到了“无官不贾，且又无贾不官”，“儒从商者为数众多”的程度。著名的“广货”亦在这时期形成．进入了国内外市场，诸如广利、广绣、广钟、广沙、广象牙雕刻，藤器，白糖，果品等。广州因此有“金山珠海，天子南库”之美誉。在19世纪中期，广州人敢冒风险到美国掘金或出卖劳力当苦工，寻求致富之路。广州人的商品意识还表现为强烈的商业竞争思想，如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外国商人纷纷到广州开设洋行，推销洋货，占领市场，给广州的商业极大的打击，但广州商人向外国人学习，适时地改变经营方式，直接进入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使广州商业在困境中得到新的发展和繁荣。据统计，1909年广州城区已有店铺27524家，商业内部行业100余行，西关和长堤一带两个新兴的商业区和商业中心也是在这时期形成的。

　　（三）讲求实效的务实意识

　　务实意识。即一种讲求实际、实效、不慕虚荣，不尚空谈的思想意识，也体现了鲜明的市民意识、市场观念和务实精神。岭南地处中国大陆南陲，古代文化的发展稍逊于中原地区，在西汉末年，岭南曾出现了全国闻名的经学大师——陈钦及其陈元，但后继乏人。隋唐以来，广州城市以经济崛起，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但城市文化却未能和经济同步发展，宋朝理学崛起，而理学的创始人周敦颐曾到广州任官职，而南宋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多次到广州，对广州的理学发展有较大影响，但后来到明朝时，广东理学流于空谈义理，对现实没有太大意义而走向衰微。明朝中期以后，儒家强调经世致用，崇实黜虚，即注意现实。广州的务实意识亦反映在一些地方史实中，在传世的极其有限的文化典藉中，东汉时杨孚的《南裔异物志》，汉晋时王范的《交广春秋》，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陈澧的《汉地理志水道图说》、《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等著作，都十分突出显示了广州文化人十分重视撰写实用有科学价值的著作。

　　另一方面，广州人的市民意识也十分浓厚。这种讲求实效的市民意识也是长期以来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培养出来的。广州人喜欢“拼搏”，人生难得几回搏。这种拼搏精神，使广州人勇于探索和尝试，如对海洋的文明追求带来海外贸易，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带来外国文化，使广州人最早接收海洋文化，开拓了眼界和增长了见识，造成广州人的思索较为开阔，商品意识较浓。广州人给人印象是重商务实，精明能干，善于计算，颇具经济头脑。有创新和敬业精神。同时，广州人的物质生活讲究实用，广州人的文化生活，一般是雅俗共赏，适合市井社会市民的审美情趣。

　　揭开五羊传说尘封的历史，令人深思！令人感叹！也令羊城人自豪！“五羊衔谷”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极赋想象力、充满智慧和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神话故事。“五羊衔谷”集岭南文化精华、旅游文化和广州美食优势于一体，是广州城市历史、旅游、饮食文化鲜明形象的代表，也让广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因此应加强宣传和开发的力度，使它成为广州旅游文化的拳头产品。

　　作者：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 黄淼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