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棣之

　　最近，我们读到了胡丘陵同志精心创作的诗集《拂拭岁月》(湖南文艺出版社)。作者在“后记”里说，有人将这些诗称作“后政治抒情诗”，并认为这是为了在“后新潮诗”面前为政治抒情诗正名，然而又不是简单地使政治抒情诗还原颂歌的职能，乃至诗人丧失自我。谢冕先生在这本诗集的“序言”里也说，随着“新诗潮”潮流的涌退，诗迅速地走向了边缘和内心。极端的个人化的结果，反而使人们期待着那种变得陌生了的政治抒情诗。谢冕先生赞扬这些诗因它的简洁清新的风格，平常姿态和个人立场，而成为新型的政治抒情诗并重新赢得了读者的信任。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读者中之一个。
　　胡丘陵诗集《拂拭岁月》可以看成是“三讲”教育活动的一个成果，在诗创作方面的一个收获。所谓“拂拭岁月”，就是从政治上总结过去。在这里，胡丘陵总结了从1949到1999半个世纪。作者构思的框架是：每一年选取一个事件来写，每一年写一首，正好写了五十首。从选材到展开，没有政治眼光行吗?这里的“岁月”不可能只是个人的，内心的，主观的，而是邦国大事，是个人所应该尽可能去体验的客观历史进程，所以，“岁月”在这里是历史的形象化说法。“拂拭岁月”就是从政治上总结历史，针对重大历史事件，从政治上发表诗性评论。 然而，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要有水平和眼光，为此必得要“讲学习”，先要提高自己。而“讲正气”正好为诗人在这个时代坚持“自我”，坚持做“人类命运峰值的独行者”，坚持“个人人格的独立与坚韧”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与内涵。
　　照我看来，“学习”、“政治”、“正气”正好是诗集《拂拭岁月》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立场。从“讲学习”来看，一些比较好的篇章有：“写给科菲·安南(1996)”，“中美知识产权谈判(1995)”，“北大方正(1988)”，“银河计算机(1983)”，“哥德巴赫猜想(1973)”，“三八线(1950)”等；从“讲政治”来看，写得较好的篇章有： “那是一个春天(1992)”，“戈尔巴乔夫访华(1989)”，“中国特区(1980)”，“友谊关(1979)”，“安徽凤阳(1978)”等；从“讲正气”来看，写得好的篇章就更多了：
　　 “中国大洪水(1998)”，“张志新(1975)”，“雾中的庐山(1959)”，“中国第一大案(1952)”等。
　　有必要指出，无论处理什么主题，作者的语言都是诗性的，既要言不繁，又含蓄隽永，新颖又富于个性。“岁月”的确曾经被胡丘陵拂拭一新，人们可以由此受到启示或引起思考。比如1999，他说是“中华民族/合唱着春天的故事/走进一个/“崭新的时代”，而这个“春天的故事”，源于1992；“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作者的意思不仅是说邓小平1992春天的南巡，而且是说，1992南巡开始了中华民族又一个春天。这就是诗性的语言。又比如“中国大洪水(1998)”：“每天，总有许多洪水”/自很难决堤的新闻渠道/汹涌而来，“当积怨超出警戒的高度/长江长江长江啊”。这些诗句都写得婉转而有力量，深沉厚道，堪称怨而不怒，较好地继承了古代诗歌“温柔敦厚”的诗教。
　　再比如写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由于“充气不足的中国足球”被阻挡在外，“就这样，十亿颗心/整天被别人在屏幕上踢来踢去”。在好些首诗里，都时不时写出佳句：
　　“三峡是历代政治家/图治的场所”，“1966年的中国/被八、九点钟的太阳/烧得通红”，“一颗螺丝钉/将一位戴着高帽的/士兵头像/钉在全国/所有的教室”。
　　尤其可贵的是，胡丘陵生长在农村，做过一个时期镇长，现在是副处级办公室主任，他酷爱文学创作，但只能业余写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好几本诗和小说的创作集出版。在《拂拭岁月》这本诗集里，尽管所写皆为世界和邦国大事，又取了政治抒情诗的姿态，但写得更好的诗仍然是作为来自农村的基层干部对于政治社会的体验。相对于那些遥远的世界大事，在这方面的抒情显得更有深度，更得体和富于思想。比如相对于写联合国，美国和前苏联总统，知识产权，海湾战争，尼克松访华，日内瓦会议，中印、中俄战争等，比较起来，1998大洪水，1981杂交水稻，1968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5大寨，1961大锅饭，1952中国第一大案，甚至1993年大三峡，1986荣氏探亲团等，都写得更有意思，更有体会。我期待着胡丘陵不要自满，要继续提高自己政治理论水平，也要继续提高创作水准。
政治抒情诗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汉高祖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思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谓是较早的政治抒情诗吧。法国巴黎公社时期鲍狄埃，德国的海涅，俄苏的马雅可夫斯基、列别内依、叶甫图申科，我国四十年代以来的田间、郭小川、贺敬之等，都成就非凡。比较起来，胡丘陵这本诗集不是像田间那样直接宣传鼓动，也不像郭小川、贺敬之那样热情澎湃，波澜壮阔，主题单纯直接。《拂拭岁月》的抒情方式是冷静的、内敛的、凝聚的，比较客观，有所歌颂，也有所批评。主题明确但已经不那么直接和外露，没有了那份张扬，有更多的独立思考。这大概就是“后政治抒情诗”的含义吧。
　　由此我又想到诗歌与政治的关系，20世纪以来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好好加以总结。80年代以来有一种疏离政治的倾向，到90年代臻于顶点。这其实也就是我国文学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些人那里，文学、诗歌不知不觉变成了一种完全自娱的东西，好像这样才高尚，有了随心所欲的自由。文人与诗歌变得很没有意思。我在这篇评论里有意把诗与政治联系起来作了一些观察，是我不愿看到文学永远边缘化。当然，我的前提是文人要有骨气和正气，我不是要提倡文革中那种卖身投靠，出卖灵魂，自愿充当宣传鼓动工具。我是希望接续曹丕所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伟大传统，希望文人与诗歌都努力争取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