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洁

　　《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是著名学者、作家宋云彬先生对上个世纪30—60年代亲身经历的事件、交往的人物进行详细记录、品评的一部长达70万字的私人日记。该书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写日记的传统可谓久远，最早的可上溯到唐代散文家、哲学家李翱的《来南录》。宋明以降，风气渐盛。日记属于传记文学的范畴，日记作者的性情、人格、见解等，都能通过日记予以反映。日记属于私人的心语实录，对事件的感受、对人物的看法、对社会的感悟，都在日记中详尽地表达。日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写给自己看的，是日记作者的心语实录，作者无所顾忌，直抒胸臆，多用直笔；一类是写给别人看的，虽然也能反映作者的见解、学识，但虚饰的成分是难免的。近年来，出版了不少近现代的名人日记，但大多属于政宦显要的日记。宋云彬先生作为一个文化名人，他的三十年日记原是写给自己看的，他笔下的中国三十年风云变幻，他以一个文化名人独特的视角，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发展，将20世纪30——60年代那丰富多彩的三十年间众多文化名士的言谈举止、进退得失展现给读者。《红尘冷眼》堪称是一部现代中国文人名士活动的真实记录。

　　宋云彬其人其事

　　宋云彬189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小学时得到著名训诂学家朱起凤先生的启蒙，奠定了良好的文史基础。1924年，他在杭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他从杭州到广州，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编纂股股长，认识了周恩来同志。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从广州到了武汉，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兼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的秘书。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宋云彬被汪精卫列入60人的通辑名单之内，他从武汉又逃往上海，更名宋佩韦，与共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先担任商务印书馆的馆外编辑，做《资治通鉴》的选注工作。1931年进入开明书店工作，为开明书店做《开明活叶文选》的选题和注解工作，还陆续编写了《开明国文讲义》、《开明中国历史讲义》、《玄武门之变》等图书。在开明书店工作期间，宋云彬还主持了大型辞书《辞通》的注解、校订工作，通过此项工作，进一步加强了他在古籍研究方面的修养。
　　抗战爆发后，宋云彬和许多文化名人从上海流亡到武汉，参加了以郭沫若为首的总政治部第三厅的宣传工作。武汉沦陷后，宋云彬从武汉到了桂林，与胡愈之等进步文化人士创办了文化供应社，宋云彬任出版部主任。在桂林期间，他还在桂林师范学院任教，并与夏衍、聂绀弩等人编辑《野草》杂志。1944年，日军进攻桂林，宋云彬从桂林辗转到了贵阳，最后到达重庆。经周恩来同意，宋云彬去昆明当了英国心理作战部的顾问。1946年1月，民主同盟中央在重庆创刊《民主生活》，宋云彬担任该刊主编。1947年，宋云彬到了香港，担任香港文化供应社的总编辑，并参加民主同盟在香港的各种活动。
　　1949年初，中共中央统战部请一批在香港和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参加工作。3月，宋云彬和陈叔通、郑振铎、叶圣陶等数十人由香港北上。9月，他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在出版总署编审局任职，后又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为叶圣陶）。1951年10月，宋云彬调往杭州，任浙江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57年，历史与宋云彬开了个大玩笑，他由著名的“左派”被划为“右派”。宋云彬长期以来是为党所信任的，他自以为是“左派”，同时他相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信条，因而凭着一股热情，在“反右“前夕，说了一些逆耳之言，例如他反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作法。他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也有一些看法：“领导人对党外同志尊重有余，信任不足。”他的这些言论，当时都被看作“大毒草”，“向党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就戴在了他的头上。 1958年9月，宋云彬被调到北京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他负责点校《史记》和《后汉书》。1961年，他在整理古籍的同时，还开始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学生授课。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宋云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1969年初，他被送往文化部设在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1979年2月，宋云彬的“右派”问题按“错划”得到改正，1979年4月，宋云彬病逝于北京。
　　宋云彬是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著名的民主人士，其一生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为传统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做出了较大贡献。他生性耿直，“自问平生同情革命，坚持正义，徒以嫉恶太甚，横遭物议”。（见宋云彬1960年2月日记）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处世原则一仍其旧：“纵不能尽如人意，亦庶几无愧我心。”（同上）这样的性格，不能不使他一生的经历充满曲折。

　　关于宋云彬日记

　　宋云彬日记开始于抗战中期的1938年，结束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时间跨度近30年。这部篇幅近70万字的日记，由作者用毛笔书写在竖排的本子上，并按写日记时所在地域和所处的年代分别题签，共分为11个部分，即《桂林日记》（1938年12月—1940年8月）、《昆明日记》（1945年3月—1945年6月）、《北游日记》（1949年2月—1949年8月）、《北京日记》（1949年9月—1951年6月）、《杭州日记》（1951年9月—1953年2月）、《甲午日记》（1954年1月—1954年12月）、《乙未日记》（1955年1月—1955年11月）、《日记》（1956年6月—1957年6月）、《昨非庵日记》（1958年2月—1960年2月）、《无愧室日记》（1960年2月—1962年12月）、《深柳读书堂日记》（1963年1月—1966年8月）。
　　《桂林日记》约9万字，是宋云彬在1938年武汉失陷后客居桂林近两年的日记。这期间，他有半年时间的工作是为白崇禧起草日常的公文函稿，1939年7月他与胡愈之等人创办文化供应社，由他主持编辑出版工作。因而《桂林日记》中有关文化供应社的内容不少。
　　《昆明日记》约2万字，是宋云彬在1945年3月从重庆到昆明后居住4个月的日记。他到昆明，是应早年黄埔军校的同事张今铎的邀请到英国心理作战部任顾问，这是个闲职。
　　《北游日记》约5万字，是宋云彬在1949年2月和陈叔通、柳亚子、叶圣陶等一批民主人士由香港北上途中及初居北京时的日记。他们于2月26日离开香港，3月18日到达北京，共20天，宋云彬对沿途的经历做了逐日记录。
　　《北京日记》约8万字，是宋云彬从1949年9月到1951年6月在北京工作期间的日记。主要记述他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见闻及参与教科书编审委会员、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工作的情况。
　　《杭州日记》、《甲午日记》、《乙未日记》、《日记》约20万字，是宋云彬从1951年9月到1957年6月在杭州工作6年多的日记。在杭州期间，他担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等职，并于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时期正是新中国建立后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日记内容丰富多彩，既有不少关涉国家事务活动的记述，又有许多文坛朋友之间交往的记录。
　　《昨非庵日记》、《无愧室日记》、《深柳读书堂日记》约20万字，是宋云彬从1958年2月到1966年8月15日第二次到北京工作期间的日记。
　　他于1958年9月到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1958年9月到1959年7月，他主要从事《史记》的整理工作。1960年2月到1964年3月，他主要从事《后汉书》的整理工作。1965年5月，开始审校《南齐书》、《陈书》、《梁书》，直到“文革”开始。这一时期的日记，记述了他与北京文化学术界人士的交往以及他在中华书局的工作情况。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定价：68元）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