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哥的旗》

　　机遇对演员来说是重要的，但机遇来了之后，如果演员没有艺术敏感，没有迎难而上的创新精神，也会与机遇失之交臂。

　　接读《驼哥的旗》第一稿，我就打心眼里喜欢上这个剧本，喜欢驼哥这个崭新的艺术形象。我从艺四十年来，饰演的基本都是文生，从未介入过丑行：因之能否演好《驼》剧，一开始自己的信心不是很足，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斗争的结果，我终于咬了咬牙：上！即使失败了，对于我今后拓宽戏路也会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所以我在《驼》剧演出说明书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演员遇上好剧本，就是一种幸运。剧本赋予驼哥的表演要求以丑生行当应工，这与我原来的小生行当相距甚远，明摆着是新的挑战。但挑战本身就是一种动力，我为何不一试?我相信，敢于尝试，就有收获。”

　　决心下定后，我首先反反复复地研读剧本，吃透剧本的深刻内涵，和以喜剧手法表现严肃、残酷抗日题材的艺术特色，具体到驼哥这个人物，我认为他可以用“求生、求爱、求节”六个字来概括。求生是人的本能，驼哥为了生存，不得不准备三面旗应付拉锯仗，这种生存状态，就足以震撼人心，唤起观众对驼哥这样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同情。求爱是人的权利，驼哥能与金兰结为夫妻，既是他善良本性得到的一种回报——爱人者人必爱之，同时也反映了乱世姻缘的偶然性。而求节则是驼哥形象的最后完成，通过现实教育，使他终于认识到在国共和日伪三方周旋是行不通的，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从而烧掉了青天白日旗和膏药旗，坚定地举起大红旗。

　　吃透剧本和人物后，我根据导演的要求，琢磨对驼哥这个人物如何表演。首先我认为，驼哥虽属于丑行，但他的喜剧因素是由喜剧性格和喜剧语言决定的，不能表面化的理解为搞笑。例如他举三面旗，既是对他的胆小怕事、耍小聪明的嘲讽，同时又使观众笑了以后不禁心酸，产生对普通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同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愤慨。第二，我认为现代戏的丑行不能套用传统戏的丑行来演，也就是说不要追求形体的过份夸张，而应从生活出发。在演到日本鬼子递给驼哥一面膏药旗时，我采用了“另介”（舞台常用动作），给他设计了一个小动作，让他按过膏药旗后擦擦手揉成一团，这既符合他开饭店的职业特点，同时也表达了他对膏药旗的蔑视，说明驼哥虽然胆小怕事，但对日本军国主义愤慨的民族情感还是很深厚的，为以后驼哥的舍生，舍爱而去义无返顾地求节提供了思想依据。第三，剧本修改定稿时，我建议编剧在开头和结尾以南音为曲调加了两个唱段。粤剧唱腔历来是广收博采，但南音则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岭南乐曲，增加两段以南音为曲调的唱词，不仅使演出增添粤味，使这出改革幅度较大的粤剧保留粤剧传统的根，同时也有助于人物的丰富。例如第一段“身材矮，背如锅，从小生下是驼驼。爹娘教我应知短，遇事忍让避风波。好似灶膛泼湿熄了火，忍来忍去背更驼”。清楚地交待了驼哥胆小怕事．委屈求生性格形成的原因。而最后一段“送走金兰和两小仔，心静万事想得开，人生自古谁无死，除死也就无大灾……”则表现了驼哥性格和思想境界的升华，让一向活得很窝囊的驼哥，面对顽敌从从容容地潇洒了一回，别开生面。第四，我认为粤剧丑生行当应与其他剧种的行当有所区别，因之我在《驼》剧中以马师曾为师，又借鉴凡腔的一些风格，将文生的演唱特点溶入丑行之中。粤剧界流行两句话：“薛门多弟子，马派少传人。”我在饰演驼哥时，有意识地学习高深的马派艺术，这也是一种追求。尽管在广州演出时，著名编剧家赵寰先生说他看到马师曾复活了，但我自知与马先生相距甚远。谨能表示本人对前辈老师的敬意。

　　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和广东省戏剧专家的支持。感谢剧团领导为我请来了著名编剧家刘云程先生为我度身订做了这个剧本，请来了著名川剧导演胡明克先生。一出戏的成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领导给我创造了诸多的成功因素，我庆幸自己的幸运。

作者：冯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