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后会址才得到确认

　　谈起寻访三大会址的经历，黎显衡立刻翻出厚厚的几本笔记本、资料，详细叙述了1971年－1974年探寻“三大”会址一波三折的经历。黎显衡回忆，“三大”后，一直少有人关注会址的问题。为了弄清事实，直到1971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决定探询“三大”会址。1971年7月，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向广州市革委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请示报告》，10月28日，市革委批复同意。馆内调黎显衡、汪杰、陈为民、张继红、布惠英等人组成“三大”会址调查小组。

　　据他介绍，当年中共三大的召开非常重视保密工作，此前的史籍和档案也只记载会址在广州东山。但究竟在东山哪个地方？谜底直到51年后的1974年，才被黎显衡等人揭开。黎显衡曾撰写了《中共“三大”若干问题探讨》、《“中共三大”会址寻踪》等文，在国内引起极大轰动。

　　经周总理批准调出未公开资料

　　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传说称“‘三大’会址位于恤孤院路东山区人民法院处”。这是黎显衡等人先后访问15位革命老人和19位东山区老居民掌握的重要资料。1972年，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向市革委作了《关于复原“中共三大”旧址的初步设想和调查方案的请示报告》。经批准后，于3月中旬派人前往武汉访问三大代表罗章龙，因罗当时身体欠佳，每天只能谈话一小时左右，先后访问了4次。

　　同年7月，经周恩来批准，在中央档案馆复印了中共“三大”的文件12份、共64页，其中包括《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爪哇进行逮捕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日本进行逮捕的决议》等文件。这些当年尚未公开的档案，成了研究“三大”的重要材料。

　　几经周折请得“三大”老代表来穗

　　调查工作最重要的一步是请来了三大代表之一、原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徐梅坤。徐梅坤“三大”前曾在中共浙江区委工作，代表浙江区出席“三大”。其时正值动乱岁月，徐梅坤和罗章龙几位三大代表也因“有政治问题”正被审查，工作组要请这些人都必须请示，手续也比较严谨。像1971年12月1日，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委会先致函国务院参事室，拟请徐梅坤来穗调查“三大”会址，询问其“政治情况及身体条件是否合适”。国务院参事室复函说此事须经国务院办公厅批准。黎显衡又向徐梅坤所在单位调查了解徐的情况。后来，经报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徐梅坤才能来广州调查“三大”会址。

　　毅然将错误资料烧毁冲入厕所

　　当时正处于“文革”十年浩劫中，大家对“三大”关注的一个焦点是这次会议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央的领导核心。因此，不仅是政府关注，许多群众团体或个人也都自发地在找寻“三大”的会址。甚至许多人自发地前往北京，找到当时仍在世的“三大”代表徐梅坤等人，做调查取证。但这些调查都没有官方参与，而且调查记录也没有得到徐梅坤等的认可。

　　1972年10月13日，徐梅坤抵达广州，下榻沙面胜利宾馆。当晚，市革委会邓秀芳副主任设宴接待徐老。黎显衡拿出一份不知何人在何时写的《访问徐梅坤记录》给徐老过目时，他脸色陡然凝重起来，说：“‘中共三大’是重大历史事件，此材料未经本人核对，有严重错误，会遗祸后人。”并将材料交回。黎显衡顿时感到这份访问记录毫无价值，而且保存下来会产生严重后果，为对历史负责，他立即在徐老面前将这厚厚的一沓材料烧毁，并冲入厕所。见到这一切，徐梅坤脸上露出了笑容。

寻访历程
　
50多年后仍靠 “逵园”认路

　　黎显衡说，徐梅坤在穗呆了9天，到达次日就开始调查工作。其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正当大家在东山区反反复复地走访时，仍不能确定会址确切所在，有一次，徐老走到瓦窑街的逵园门前时，突然眼前一亮，逵园房顶上“1922”的字样又让他回忆起来，“三大”开会期间，天天看见它，印象特别深刻，这房子是华侨和青年学生居住的。“三大”会址就在逵园对面，两者之间只隔着一条小路。但逵园对面现今的房子，不像开会时的房子。历史非常巧合，建于1922年的逵园是一栋很突出的高层建筑，参加“三大”的代表们多来自外省，都把其作为认路的标志。50多年后，徐梅坤仍然靠着记忆中的“逵园”找到了开会的地点。

　　这时，随同调查的一位老居民说，原来的房子于1938年被日寇飞机炸毁了，现今的房子是解放后才建的临时仓库。后来，工作组从档案馆找到了1923年8月19日测量的《四区二分署恤孤院后街图》，标明逵园对面的房子为31号。此图是中共“三大”后不到两个月内测量的，十分可靠，科学地印证了徐老和老居民的回忆。

　　两代表争议“楼上”“楼下”

　　会址的外形和内部结构如何？工作组继续访问了当年建此房的建筑工程师，请他画出当年房子的平面、立面和剖面图。又请工人按图纸制造了一座模型，请徐老审查。接着，黎显衡等多次到武汉、北京，访问原“中共三大”代表刘仁静、罗章龙，请他们对“中共三大”会址进行确认。

　　因为被访问的徐梅坤和罗章龙当时年事已高，记忆有时比较模糊，所以在当年调查过程中出现两人回忆不一致的情况。像会议是在楼上开还是楼下开的问题，徐梅坤记得是在楼下，而罗章龙却说是在楼上开。后来，黎显衡在1974年再问罗章龙：“会议是不是在楼上开？”罗说：“不是，是在楼下开”。这时，“三大”会议在楼上还是楼下开的问题得以最终确认。

　　代表悄悄到黄花岗学唱《国际歌》

　　徐梅坤还介绍说，“开会时，为了保密，大家不敢在会场唱《国际歌》，后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凭吊时才敢轻声唱。”“三大”后多次党代会的闭幕式都以《国际歌》结束，这个规矩始于“三大”。当时《国际歌》刚刚传到中国，代表中就瞿秋白和张太雷两人会唱。马林和陈独秀在会上提议代表们唱这首歌，但是由于当时居住在“三大”会址附近的多是华侨，代表们怕被他们听见，因此每天在会议结束后的黄昏时分，都由瞿秋白和张太雷拉队到僻静的黄花岗烈士墓学唱这首歌。以《国际歌》为党代会闭幕歌的“规矩”就这样定了下来，《国际歌》也从“三大”传遍中国。

　　会议记录纸中竟夹有马粪纸

　　徐梅坤同时指认，当年的会址是一幢两间两层相通的砖木结构的普通民居。房子及室内家具都是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来的，十分简陋，室内没有电灯、自来水、浴室和厕所。楼上为部分代表宿舍，用长木条凳支撑两块木板作床，可住10余人。

　　地下的北间做饭厅和厨房，放置几张四方木饭桌、茶缸、茶杯和水缸，炉灶是临时建造的。

　　地下的南间比北间稍大，做会议室，墙壁没有挂马克思、恩格斯像，也没有挂党旗，楼底的中部吊了一盏煤油灯。会议室中央是一张已褪色的长餐台，在台的东西两边放置长条木凳，为代表的席位。台的南北两端，各放置一张小方凳，分别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座位。

　　会议条件艰苦。会议用来记录的纸张中竟夹有一张马粪纸。开会时，代表们挤在狭窄而又没有电风扇的房子里，时值暑天，空气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