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南越国遗迹 世界文化遗产 申遗 保护利用

　　南越国遗迹是我国岭南地区发现的第一个封建制国家的历史文化遗存。南越国遗迹除已发现的南越王墓及南越国宫署遗址外，还包括了南越国历史时期其他众多的文化遗存，如赵佗称王后在北部边境地区所修筑的蒲葵关、横浦关、阳山关、乐昌赵佗城、严关、秦城等关防遗址：制船、制陶、制铜、制玉等作坊遗址，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历史文化整体。

　　这些遗迹、遗址主要分布在今天广州市市区及广东省境内，广州是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南越国时期不仅与中原内地封建王朝保持长期的文化与贸易而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及非洲诸国也有广泛的交往，番禺（广州）成为秦汉至宋元时代我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其基础就是从南越国开始的。

　　广州历史文化积淀源厚，保留了大量南越国时期的历史遗存，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属于广州、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的。因此全面保护好这些遗迹与文物，使其与广州市、广东省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名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一

　　保护南越国遗址与遗迹，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与生态环境管理，以一流的水准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认为首先应当提高对申遗的认识：第一，申报世遗是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南越国遗址与遗迹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人类文化与经济活动的载体，特别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番禺（广州）记载了当时的中西交通、东西方贸易、人口流动、文化交往的重要事实，申报世遗是对保护“海上丝绸之路”工作的一个促进。第二，是弘扬中华传统文明和优秀文化。南越国从创立到灭亡，几乎走过了一个世纪，赵伦及其后人通过一系列努力使封建制度在岭南得到了推动和巩固，使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这在1983年发掘的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已得到了印证。在南越王墓及其他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铁制农具、青铜器玉器等。其种类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等，器型风格多样，装饰繁缛复杂，其工艺水平也堪称上乘，既有铸造的，也有锻造的，尤其是失腊法的应用更让人惊奇，传统的看法认为失腊法广泛应用是在汉代，而南越王墓出土的屏风构件座足、力士及蛇均为失腊法锻造，这就让人不能不刮目相看南越国文化之发达程度。南越国统治时期也是岭南地区封建文化高度发展时期，岭南越族有语言没有文字，我们虽然注意到秦王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书同文制度，但秦统治时间毕竟短暂在加上岭南地区本身交通不便，这种书同文制度推行的程度到底如何尚要打上一个问号，因此我们认为汉字的推行还主要是在南越国统治的一百年间，这个时期汉字不仅是官方应用的文字，也开始在民间普遍流行，汉字的流行不仅加速了汉越民族的融合过程，而且大大地促进了南越国文明过程。其他诸如音乐、舞蹈、绘画艺术在南越国也有非常辉煌的成就，从考古资料看，南越国乐器种类很多，由质地看金、石、土、革、丝、木、竹、匏无所不包，由器形看，他既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也融会了汉楚等民族的文化，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广博开放的显著特点。舞蹈与音乐是孪生姊妹，南越国时期的舞蹈艺术也有很高的成就，南越王墓出土的C137、C258、E125、E135、E158五种玉舞人从服饰、造型及舞蹈动作上看他们既有中原折腰长袖又有越人翻腾跳跃的舞姿特点，反映了多元文化融合的情景。绘画与装饰其主题图案有云气纹与几何纹这些中原常见的主流绘画，但也有鱼纹、龟纹、犀牛纹、波浪纹等表现越人社会生活及生产活动的艺术形式。南越王墓中出土的象牙经过专家鉴别，明显区别于亚洲象牙而是非洲的舶来品，出土的金花泡饰焊珠工艺表现出与中国传统的金银制作工艺不同而与同期西方的焊接工艺完全一致，表明他们是从海外输入的。说明南越国时期海外贸易的发达。

　　因而保护南越国遗址遗迹，向世人去展现南越国发达的手工业成就及弘恢的文化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今人不可推辞的责任。第三，申报世遗是进一步加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使广州走向世界的重要手段。对于南越国遗址、遗迹我们必须站在世界的高度去认识他所具有的真实价值和特殊价值，将其推向世界，是扩大广州知名度，树立广州在世界新形象的主要步骤，他对进一步加强广州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二

　　关于南越国遗址与遗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主题应当如何定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0)第十七届大会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1975年12月17日正式生效，公约规定，全世界具有杰出普世性价值的文化及自然遗产需要保护且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世界遗产指定保护之对免象为人类进化文明过程中之重要象征，包括文化与自然及自然文化遗产。因而世界遗产本身便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因素，一个是他的真实性，即遗产必须是原始的独具特色而非人为的东西，二是整体性，即他与其周边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应当是和谐共存的，对照以上要求及条件，我们认为南越国遗址及遗迹申报世遗其主题应当确立在以下二个方面，即：一，南越国历史文化，二，南越国遗迹、遗址。我们做这样的确定，首先在于南越国本身及其文化遗存是一个真实的、唯一的、独特的、原始的历史文化载体，南越国从赵佗建国到汉武帝元鼎6年灭亡共传5世近百年时间，他所创建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使岭南地区迅速地走上封建化道路，其经济的繁荣，海内外交通的发达，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是他的多元文化，一方面保留着古越遗风与中原文化、楚文化、夷文化互相交融的浓郁气息，另一方面以番禺为龙头的海上交通又使他成为东西南北文明的交汇点，多元化和平共处，互相取补的格局也真正体现了和平文化发展的方向，体现了番禺（广州）对外开放和对异域文化的海涵与宽容精神。其二南越国遗址遗迹丰富，典型的如象冈南越王墓，新华四路的南越王宫署遗址、众多的关隘遗址、造船、冶铜、制玉作坊遗址，这些遗址、遗迹不仅数量多，内涵丰富而且是极具特色的原始实物遗存，特别是其中大量的铜器铭文、陶文，封泥存在，这些都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也是广州独具的优势与特色。

三

　　正确的分析与把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原则与变化趋向是目前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件大事。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遗产概念，是从历史、自然、科学、美学等学术角度来考虑的，但是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如申报数量及双重标准、对管理方法与管理模式的要求、申报内容的严格筛选等。具体到广州南越国遗址及遗迹申报世界遗产问题，我们认为还有许多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第一，是对遗迹遗址的认知：无论是遗迹或遗址，他们都是祖先进行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历史文化载体，因而他必须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研究价值、历史与美学价值，必然具备一定的教育功能。南越国遗址、遗迹特别是南越王墓与宫署遗址无论是在外在建筑格式还是在内涵价值上都体现了上述价值。正因为如此，对他的保护与利用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公共资源，不同于一般的物品与商品，是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载体，不具备代替性与再生性，对于他我们只能不遗余力地去呵护。具体到南越国遗址与遗迹，对其进行保护与利用，我们认为目前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对遗址、遗迹及发掘出土文物进行全面详细的调查登录，确立其保护价值及保护方法，世界遗产的申报成功一般都是从保护开始的，不仅要注意保护好文物的个体，更重要的是注意对遗址、遗迹的整体保护。

　　第二，建立完备的管理体系。在文化遗产的管理上制定完备的管理法规与制度是政府管理部门的首要职能，因为法规不仅有制约的作用，他还具备指导、引导作用，他限制了人们应当做什么，怎样做，不应当做什么，而管理体系及标准也应当是科学的、完备的，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现代文化遗产管理与过去相比已有很大的发展，由单纯的保存发展为同时注重保护与利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与利用已成为遗产管理的主题，这就要求我们的管理必须是与时俱进的，在管理体系与管理目标上必须要有一套与我国体制改革、与国际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当然根据中国国情和特点进行管理也是我们应当予以注意的。即注意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与特点，注意中国资源的本身特点，所以不能一味地去死搬硬套国外的一些作法。

　　第三，关于资源的开发利用。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对其进行科学、合理、适当的开发利用是必须的，但如果企图依靠市场机制对遗产进行配置与利用，显然是走不通的。我们注意到国内那些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的资源，由于经营管理者目光短浅，热衷与创造经济效益而对遗产资源进行竭泽而渔的开发改造，不仅仅使遗址、遗迹的历史面貌遭到严重破坏，而且为长远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效应，这种外部破坏已经使遗产失掉他的公共性、整体性应具有的真正价值。南越王墓及宫署遗迹是我国目前发掘的唯一秦汉时期帝陵及宫署遗址，其历史价值及科学价值诚如上述，因而对他的开发利用应当慎之又慎，为了保护其整体性与原始性，我们建议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城市规划建设上对遗址、遗迹周边环境进行抢救性治理，尽量使其保持原始面貌，同时加大投资力度进行绿化美化。规范和控制遗址、遗迹区内的商业活动；制定遗址、遗迹区内游客及观光者的流量及承载指标，实施控制，加强对市民及游客进行世界文化遗产和名城意识宣传，以此来带动全社会积极参与与保护遗产活动中来。政府在财政预算中每年应当拿出一定比例数额作为遗址、遗迹的保护与维养。

　　最后要说的是一旦申遗成功，我们就应当信守承诺，因为世界遗产不是终身制，如果管理不善，形成人为的破坏，也很可能会被逐出保护名单，所以我们一旦申遗成功，我们必须信守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和应尽义务，如果仅仅看重经济价值，把遗产当作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聚宝盆，将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后果，不仅愧对先人也愧对后代。

　　作者简况：

　　雷依群，1949年生，咸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中国秦汉史学会理事，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司马迁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北周史稿》、《秦都咸阳》、《黄老之治与汉初社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