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越王墓这座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汉代帝王墓葬，保存之完好、出土文物类别之丰富、工艺之精美以及文物的涵盖面之广，让人震惊。总体来说，南越王墓的发现一改过去人们对岭南社会的认识，即对“南蛮”这一说法的纠正，但它发现的意义却远不是“南蛮不蛮”一句话那么简单，其意义至少从以下两方面得以体现：

　　首先，就考古学而言，南越王墓提供了一个有具体的年代可考的标尺，尤其在岭南考古学中具有标尺意义，由于墓主身份、姓名和年代的确立，使许多东西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它既是对建国以来的汉代考古的总结，又是对《广州汉墓》这部大型学术专著的充分的肯定。南越王墓提供了新的墓葬形式、入殓形式以及南越国独有的殉葬人制度，诸多种种，对总结先秦的考古学、审视自汉以后的中国历史，都有独到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之所以独到，就因为汉代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非常深远，而南越国对岭南的文化影响又非常之深远。汉代是中华文化的成熟期，“汉族”、“汉字”、“汉语”、“汉方”等说明这一时代有多么大的震撼力和底蕴，用时代“汉”来作为文化的基本载体在全世界也是唯一的。就岭南而言，虽然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并不一定比中原晚，但撇去“一军去番禺之都”和《史》、《汉》的简略记载，撇去《山海经》中“桂林八树在贲隅东”，和“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使为舟”的美丽传说，便没有了早期传世的信史。而南越国的建立和发展则正是岭南社会受巨大的震动的成熟期，正是自此开始，岭南社会步入了汉代社会体制中，岭南文化也正式纳入到汉文化圈内，实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跨越式大发展。这一地区和中央保持一致，但又决不失其特点，南越王墓作为这一时期的文化的遗存者，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许多暗示——使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找到了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线索和思路，仅就墓葬而论，汉文帝“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而南越王墓也因其山，却采用了筑石室为墓的形式，且奢靡远远过之。这说明南越国时期经济的到了长足的发展，且这种发展是持续均衡的，不比中原时时受战乱的影响，社会经济常受到冲击。

　　其次，如果说南越王墓的发现在考古学上的意义是一个总结性的纪念碑的话，南越王墓所体现的文化的意义则较考古学要深刻的多，它是一座里程碑。南越王墓是对岭南过去文化的一个总结，是对西樵上石器文化，南方沙丘、贝丘遗址以及石峡文化、先秦青铜文化的一个总结。同时，南越国的文化传统也深深的影响着在这之后的两千多年的岭南社会，包括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民主融汇、文化交流等等，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地理单元”的汉文化圈，强烈的辐射着岭南大地，使岭南的文化出现了“大同”情况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它和中原是密切联系，同步发展的，（不象在这之前发展缓慢——几乎完全依靠自身发展），但也存有“小异”。就文化而言南越王墓可说明如下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其他任何一个墓葬和遗址所不能集中表达的：

　　（一）岭南在这一时期已经有了与中原同步的政治文化。秦始皇五路大军的南下，带到岭南的不仅仅是强大的生产力，赵佗的立国靠的也不仅仅是蛮征滥战，靠的是先进的管理体制，这包括政治机构和政治军事管理机制，以及至今仍有启迪意义的“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没有这些，不可能达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先进的管理体制从秦始皇设岭南三郡，郡下设县、乡以及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开始，到赵佗立国后则学秦、汉之所长，就已经完备。南越王墓出土的“长乐宫器”、“乐府”、“居室”、“景象令印”、“泰官”等铭文正说明了他与中原的同步。二期它的如“中府啬夫”、“官”、“左官”、“右官”等南越王宫的出土物，则说明了生产管理体制、官僚体制的完备。这是研究岭南社会特征及发展规律的基础。

　　（二）南越国是汉代大一统前提下的高度自治地区，揭开了中国政治文明史上的极为重要的一页，汉文帝与赵佗书中写道“服岭以南，王自治之”。自治一词，本源于此，并由此开创了中国边疆区域自治、民族自治的先河。

　　（三）在中原高度的科技文明影响下，岭南也有了自己发达的手工业和科技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年代越早，文化的独创性越高，体现的地域特点、环境特点越多，随着社会交往的加深，文化间的交流则显得更为重要，岭南自古就有自己生态环境相关的有特色文化，但由于地理的闭塞，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与中原并不是同步的。正是在南越国时期，出现了与中原同步的手工业和科技。南越王墓出土的精致的越式大铜鼎、“番禺”铭文铜鼎、越式铁鼎、精致的人操蛇托座、手工工具、还有在纺织工业史上有重要价值的印花铜版模、平板玻璃牌饰等以及形式丰富的具有地域文化特点陶器，都展示着岭南物质文明的发展进程。

　　（四）南越王墓的部分出土文物体现了在汉代艺术氛围下的岭南自身的艺术创作和创造。中国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呈现着千峰竞秀，百家争鸣，各个地域文化相互竞争的局面，共同发展的状况到了汉代已趋平和。在以楚文化为主体，吸收各地先进的地域文化（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汉文化。这种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博大精深。而这一时代的艺术特点则可以用鲁迅先生对汉代石刻艺术的评价宋概括：深沉雄大。这一时期共同的价值观念（如忠、孝等）和文化心理也波及到岭南地区，南越王墓表现出来的“事死如生” 就是最好的体现。这种深沉博大的文化心理对整个亚洲地区展示着强大的感染力和包容性——这和明代以来的闭关自守，内部自我调节的文化心理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倡导的“岭南文化”也是这种氛围和心理的体现。如果说物质的共同进步更多地需要趋同的话，艺术则更多地需要求异，也体现着求异，正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所以在南越王墓的出土物中，许多文物的艺术性更体现着地区的特色，表现了岭南人的艺术素质和素养。如鎏金的人操蛇屏风托座，一个活生生的两千多年前的越人抓蛇吃蛇的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而蟠龙护蛙屏风托座则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崇蛙习俗；此外还有船纹提桶、兽首衔璧玉佩以及大量陶器上刻划纹，无不展示南越国工匠的表现技巧和创意。同样，鎏金铜牌饰虽然来源于匈奴文化，但图案已明显简化，体现了岭南文化的创新意识。在我们理解了强盛的汉代艺术和文化的大同情况下，研究地区艺术的小异，对活跃我们今天的文艺思路是不无好处的。同样，在大一统的前提下，研究岭南艺术和文化的独创性则是我们研究岭南文化的关键。因为艺术的空间才是真正自由发挥的空间，最能体现地域特色。

　　（五）南越王墓的出土物体现着这一时期的文化的精髓。当区域文化的研究成为当今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热点的时候，南越王墓也将成为研究岭南古代文化的热点。新近一些历史学家进行广州与海洋文明的关系的研究，多涉及唐代以后的广州史，但他们将会越来越注意到南越王墓和南越国宫署等一系列新的考古材料，因为广州作为南方文化的中心，作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汇点，其辉煌远非自隋唐始。只有从南越国这一时期出发，我们才能找到这一文化交流的来龙与去脉，同时也不能不涉及这一时期的区域人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下的文化精髓。岭南文化含有厚重的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灵活多变的基因，就此而言，与中原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具体到当代，中原人还在唱着“把根留住”的时候，岭南人已经叫喊着“东家不打打西家”了。——这有它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自石峡文化开始，至南越王国达到辉煌，至唐宋以来更是蓬勃发展。——岭南背五岭，南面太平洋，五岭成为阻隔中原的天然屏障，而五岭之内，则水域纵横，舟楫方便，其交通则较当时的陆地间的交通方便得多，这种特定的环境使岭南具有海洋文化的特点——强有力的应变能力，同时，它具有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门户和窗口作用。具体地说，早期的岭南文化是相对单独发展的体系，随着五岭的开通，其交汇点的作用愈显明显。各种富含特点的文化在此交融汇合，为岭南人所吸收，使岭南文化极具应变能力，充满强大的生命和活力（至今亦是如此）。在南越王墓出土有蕴含至少九种不同地域文化因素的器物，它们分别是：汉文化、南越文化、古波斯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匈奴文化、骆越文化和秦文化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惊叹和深思。苏秉琦先生在论述石峡文化的历史作用时说：“它象位于南岭山脉之间、可以透视南北的一个窗口，沟通南北的一个门户，还为我们探索我国古代与印度支那半岛甚至南太平洋地区的关系找到了一把钥匙……”，而南越王墓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明了的区域交往、海外交往的答案。

　　（六）原国务院李鹏总理参观南越王墓后题词：“岭南文化之光”，这是对南越王墓及其出土文物十分精练的概括。它说明岭南有优秀的文化传统更具有优秀的文化源头，就此而言，南越王墓的意义不容忽视，它是岭南秦汉的百科全书。“留得汉家文物在，一坟抵得五车书”上面所提的岭南文化善于吸收的特点，其实也就是岭南社会至今保留着的一个优良传统——当我们听到大量的英语口语在寻常百姓口里流传、直接以“士多”命名商店，当我们看到四方人士在改革开放之后纷纷“发财到广东”的时候，不能不为这广采博纳的文化传统而自豪。同时，许多文化现象也都可以南越王国或南越王墓为起点找到它们的历史源流。比如对铜鼎上的铭文“蕃禺”的研究，结合传说和语言学材料可以找到岭南早期社会由人名到部落至酋邦直至形成城市的概况；岭南人的食蛇习俗在南越王墓生动的保存着；南越王墓出土地大量煎、烤、蒸、煮器物，以及大量海产和禾花雀等说明“食在广东，食在广州”是“古已有之”的事；而今风行全国乃至世界的粤菜，其清蒸、水煮、加蜜饯、蘸配料等手法，其实是两千多年前的饮食习俗的遗留。古代南方的干栏式建筑在今天番禺、东莞等地的水乡还随处可见；粤语至今保留着大量古代汉语音韵和壮侗语音韵。

　　凡此种种，南越王墓如此丰富和全面的出土物成为我们了解这一地区文化何所来、何所去的钥匙，并依此而能找到其发展规律，所以，南越王墓有其现实的意义。

二

　　当然，就全国考古界而言，南越王墓也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其发掘具有重大的意义。南越王墓的发掘体现着岭南考古的独特魅力、其组织和研究都有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一）岭南考古学有它独特的魅力。自古被称为蛮荒之地的岭南，对于过去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中原的人们来说，对它的了解如此之少，让人吃惊，即使到了晋代《博物志》时对它的描述，也充满了远古的《山海经》味——当然这多是好逸恶劳的士大夫特性，并不妨碍岭南社会的发展和文化交往以及所达到的辉煌。——即使一代宗师的大文豪韩愈也是满腹牢骚的念着“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直下南国的，足见中原人对它的了解是多么之少、多么不愿意！倒是在他千多年前的陆贾比他先进，竟来了两次，和一代枭雄的赵佗交情不浅，但惜乎没留下实地考察后的只言片语。据传他写有《南越行记》，惜已不存。其他的多道听途说，语焉不详。而岭南真正的大发展的南越国时期对岭南的影响如此之深，以至许多东西都附着了南越王的传说，如比目鱼是由于越王剖鱼不小心让鱼溜走，有鸟名为越王鸟，椰子有称为越王头，有山名为越王山的等等。所以岭南秦汉考古和石器时代考古一样，成了较之其它时代或中原秦汉考古更富挑战性和诱惑性的时代考古。岭南的秦汉考古就是秦汉史。而南越王墓保存之好、之全面使得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对编写这部史书有了足够的信心。岭南考古学的魅力在南越王墓地发掘上得到了最全面的体现。前面所论述的它掀起了考古学上的秦汉热、广州热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中央和岭南地方进行联手发掘的第一次。这既说明了南越王墓独特的价值和它在考古学中的地位，也保证了它是代表中国考古最高水平、最高技术成功的发掘。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得工作人员的到来，以及夏鼐所长为代表的领导同志的多次视察，说明了中央对南越王墓发掘的重视，也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十多年后，当年南越王墓发掘队的队长麦英豪先生还深有感触地回忆考古所鼐先生地风范：“中科院考古所第一次越过五岭……夏先生看得深远，考虑周全，细微到发掘报告出版时署名先后也想到了，体现了作为中国考古学界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和领导者所具有的眼光、胸怀和谦逊态度”。就这点而言，南越王墓发掘的意义是全国性的，它是中国帝王陵墓发掘的样板工程。

　　（三）南越王墓的发掘是考古行政管理学的成功范例，也为新时期广州地区考古发掘提供了新的模式。翻开《西汉南越王墓》发觉报告，翻看前言和结尾的考古发掘“全家福”照片，除了那惊而不险的发现经过让人大感兴趣之外，其庞大的机构和人员也有大可研究之处。这次发掘是一次八方诸侯的大会合。撇开那为了保证人员调动充分的由市人大常委主任、公安局局长等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不说，南越王墓发掘的工作人员共有四十三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九家单位——分别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文管会、广州市文化局文物处、广州图书馆、广州博物馆，如何将这九家单位的四十多位精英集中起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除了有强烈的事业责任感，这次发掘也充分展示了指挥者的组织才能和领导艺术。如果组织得不好，这九路诸侯便会成为“乌合之众”。这支队伍分成分工明确的发掘组、技术组、保管组、和行政组，在发掘前进行了两天的准备工作；而发掘则分两步进行，目的是进行第一步工作后，进行两天的小结，为下一步的发掘提供借鉴。这次紧张、精彩而有序的发掘，其成功既是发掘过程的成功，又是发掘队伍管理的成功。发掘完之后的编报告，出书，都展示了指挥者的大将风度和气魄。

　　值得一提的是南越王墓发掘过程中的保密和保卫工作。中国许多大型的考古发掘经常受到干扰，许多时候群众的层层围观不仅阻碍了考古工作，还堵塞了交通，这次发掘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工作也是成功的，指挥者也充分体现了高度的职业本能。据发掘者黄淼章的回忆，当年广州发现古墓地消息四处扩散，整个广州沸沸扬扬，鉴于此，他们在《羊城晚报》上刊登报道，利用此前发现的早期被盗的西汉初年大墓，说广州发现了古代墓葬，果然，工地开始平静下来，以致在京开会的省市领导也以为墓葬被盗。这种烟幕作用为发掘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南越王墓地发现发掘是千年不遇的事情，正是这千年不遇的古墓，锻炼和培养了一批考古专家，也为以后广州大型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新的模式和行之有效的经验。广州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中国近年来变化最大的城市之一，大量的建设工程的纷纷上马，意味着深埋地下的遗迹会被翻动破坏，考古发掘工作人员面临质量和速度的二难选择，有限的考古人员远远不能应付突飞猛进的建设速度，现有的广州市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成了救火队，而位于城市中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代造船遗址和南越国宫署遗址也因为基建和有目的的考古被揭露出来。于是，南越王墓发掘模式便成了八十年代后广州地区大型考古发掘的模式——1994年的秦代造船遗址的试掘、1995年南越宫署遗址的发掘、1996年红旗剧场的抢救性发掘、1997年南越宫署遗址的发掘等等，都是南越王墓发掘和管理模式的延伸。具体说来，以上遗址的发掘就有市考古所，广州博物馆，南越王墓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市文物总店，广州革命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以及秦代造船遗址博物馆筹建办等九家单位的专业人员参加，这种发掘，既锻炼了人才，培养了后备军，也保证了发掘的速度、质量和研究的多角度、多视点，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三

　　《西汉南越王墓》大型发掘报告於1995年荣获夏鼐考古学成果一等奖的殊荣不是偶然的，它是岭南在中国考古界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目前对南越国研究最集中、最完备、最严谨的一部考古学著作，它代表着南越国考古研究的最高水平。其编写的速度之快也素为考古界称道。1996年南越王墓出土文物在日本展览时，奈良一考古学家就对笔者说，《西汉南越王墓》发掘报告是他看到最好的一本报告。

　　兹抄录1992年3月15日《中国文物报》上一篇闻异先生的读后感：

　　“……全墓分八部分，《报告》分章记述了解它们的清理经过、室内概况、随葬器物，由于墓室为多室，出土物数量品种繁多，这样分章叙述，读来清晰。

　　研究部分分三章：出土文字汇考、墓主和年代、南越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加上十八篇附录，实际研究部分占了解全书文字的五分之二强。这部分新意迭出，读后颇多启发。例如，墓主是谁？墓主身上的玺印及有关封泥、铭刻本是判断他的内在物证，《史记》《汉书》中的《南越（粤）列传》本是可靠的文献记载的，可是出土的名章“赵眛”与《史论》、《汉书》记载的赵胡不符。经研究，虽然还无法作出不符的最合理的解释，但将墓葬和文献结合研究，“赵胡”一定为赵眛之讹。……

　　《报告》对有的出土文物，意见不一致的，都列出待研究，西耳室出土的纸状物便作如是处理。造纸研究所王菊华、李玉华取样鉴定，认为是纸状残片，不是纸。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在放大镜和显微镜下观察，认为没有织物的任何痕迹，因为是纸，而且建议定名‘象岗纸’。

　　《报告》列表34个，逐一登记了出土文物，最后列器物登记总表，统摄出土器物，使之纷而不乱：插图226幅，使墓葬及出土器物的形一目了然。这是报告的上册。还有下册，专收图版，计彩版31幅，黑白版246幅，出土的精美之物，尽收其中。

　　　读《报告》从宏观到微观，层次分明，印象清晰，若作进一步研究，资料完备。”

　　《西汉南越王墓》一书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对岭南秦汉史研究是总结性的。

四

　　评论完南越王墓的发掘和发掘意义，让我们再把着眼点拉到南越王墓博物馆。

　　在繁华的广州市区，当人们经过解放北路时，会看到一座深沉厚重的红砂岩建筑，在现代化的气息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南越王墓发掘后建立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它暗红色的基调源于墓的建筑材料；反映汉、楚、越等多种文化融汇内涵的雕刻图案，起源于墓中的出土文物——两堵石壁，如两座石雕，立于两层高基之上，矫健有力的老虎纹，取自出土玉璧的纹样，作为汉文化的象征；两翼各站立高达八米的头顶日月的男女越人，跣足踏蛇，手握巨蛇，象征驱逐邪恶之意，取之于出土的屏风构件中越人操蛇形象。为越文化的代表；在基座下分踞的两只圆雕石虎，呈跃踊之势，其威猛造型来自楚文化的错金虎节。即使是古墓上的覆斗形防护大棚，也象征着汉代陵墓的覆斗形封土。岭南为古代越族聚居地，“越人善作舟”，它们长于水上交通，主体楼两侧石墙雕刻的巨幅战船浮雕，正是基于这一实而作的形象刻写。就采用自然光的光棚外形而言，有半圆形的、覆斗形的，金字塔形的，把古今中外的形体与用材治于一炉，造型既与历史文化内涵相沟通，又充分显示了现代岭南建筑的特征和气派。而博物馆的整体布局以古墓为中心，结合陡坡和山势，依山构筑，将综合陈列楼，古墓区与主体陈列楼三个不同序列的空间有机地联系起来，突出了它的群体气派，南越王墓在岭南首屈一指，而南越王墓博物馆的建筑风格则是岭南现代建筑一个的辉煌，它多次荣获全国建筑设计的大奖就是很好的例子，它是发掘、保护和使用的一个范例。完美的建筑艺术跟两千多年前的文物交相辉映，对南越王墓而言，真是一种幸运。而其不以今古夺古，不以假乱真，也正突出了国际文物利用和保护的原则。

　　南越王墓发现，发掘和利用则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也正说明一个奋起前进的民族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终于有了回顾自己的历史、注重和利用自己的历史，特别是珍惜自己足以自豪的历史的时候。

来自：西汉南越王博物馆 吴凌云